张玉林:大清场:中国的圈地运动及其与英国的比较

时间:2018-04-16 通曲资讯网 手机版
作者:张玉林(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本文原载于《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第19-45页内容摘要:1990年代以来席卷中国的征地拆迁浪潮,实质上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清场运动。从开发区建设到城市的扩张,从“撤村并居”到“土地整理”,都以……
专题: 农村生活保障调研 教育创业好项目 2017两会通过提案 家庭教育现状及对策 

作者:张玉林(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本文原载于《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第19-45页

内容摘要:

1990年代以来席卷中国的征地拆迁浪潮,实质上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清场运动。从开发区建设到城市的扩张,从“撤村并居”到“土地整理”,都以消灭农村、驱逐小农为归结:迄今已经吞噬了8300多万亩耕地、清除了至少140万个自然村和1亿2700多万小农。这场运动尚未结束,但是就已知的结果来看,它很快就达到了“英国的一切剥夺方法的顶点”,比英国的圈地运动更为暴烈和迅猛。而从推动大清场的综合动力来看,它不同于“农业革命”的技术需求,也超越了“原始积累”的初始需要,包含着由极端的发展主义催生的“贱农主义”和城市信仰,因此也表现为又一场文化意义上的“大革命”。这场革命不仅使中国社会充满了暴戾之气,也具有显著的反自然的特征。

关键词:

中国乡村;大清场;圈地运动;中英比较

一、作为总体性认识的“大清场”

大清场是二十多年来中国乡村的主题,或许也是整个中国的主题。这样说并不否认“改革”这个公认的主题。如果注意到已被绝对化了的改革实际上具有改善和改恶两种结果,那么就会发现,大清场与改革是并行不悖的,而且经常借用改革的名义。

“清场”被《现代汉语词典》(第3版)解释为“对某一场所进行清理”,被“互动百科”描述为“把所有不该在的人撵走”。扩展开来,它应该包含“清”字开头的多个同义词和近义词,比如清理、清扫、清除,以及清洗、清缴和清剿。作为兼指实体和比喻的描述性概念,本文中的大清场是指“大量地征占土地并清除其上的房屋和居民的运动”。

是的,它是指数以亿计的城乡居民已经或正在遭遇的征地—拆迁运动,本文具体针对的是乡村的征地—拆迁。贯穿这场运动的,有多种名目的园区建设,城市化和农村城市化,由“撤村并居”、“三集中”甚至“新农村建设”构成的“农民集中居住”,以及看似技术性的“土地整理”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还有以“土地流转”的名义对中国农业的资本主义改造。所有这些局部或全国性的政策或工程,都要么指向同一个目的,要么演化为相同的结果:征占一片土地,清除那里的村庄和农民。

既然如此,它必然令人想到另一个相似的概念及其代表的重大历史事件:英国的圈地运动(Enclosure movement)[①]。两者之间有明显区别吗?概而言之,大清场是圈地运动的极端形态。所谓极端形态,也就是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阐述的,不列颠的权势者对农民土地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剥夺”,也即“清扫领地”(Clearing of Estates)或“清洗”(Clearances)。它发生在19世纪早期,“是英国的一切剥夺方法的顶点”(马克思,2004:837)。若从15世纪后期圈地运动肇始算起,英国达到这一顶点用了三百多年,而中国在其征地—拆迁运动滥觞的第二个十年,也即迈进21世纪的门槛之后,就进化到了这一阶段。这种快速赶超的能力,既足以让英国当年的圈地者们自叹弗如,也提醒我们注意中国版圈地运动的更加强势。

当然,在最近的十多年间,中国学术界关于征地—拆迁和失地农民的研究所在多有。但绝大多数文献具有问题—原因—对策的三段论风貌,并以简单粗糙形成了中国式的对策研究的特征。其中的比较认真者,也通常跳不出政策话语的窠臼:紧跟政策话语“就事论事”,缺少距离和距离意识,看不到实质和方向,也看不到整体和联系。因此,征地—拆迁问题的实质——“人民政府”与它的人民,以及强势集团与弱势群体围绕土地这一“核心利益”的激烈争夺,或者说掠夺与反掠夺——没有被切实地理解,它的驱逐和清场的性质也被有意无意地模糊。相应地,为了避免刺激,只有极少数人使用或加引号地使用“圈地运动”或“圈地”来加以分析。

在少数直面中国的圈地运动的研究中,温铁军等人视之为地方政府的“资本原始积累”(对应于改革前30年中央政府的资本原始积累),并考察了改革以来的财政体制变化、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政策如何促使县乡政府实现这种积累、形成三轮各具特征的圈地高潮:以地兴企、以地生财、以地套现(温铁军,朱守银,1996;杨帅,温铁军,2010)。何清涟则回顾了它初期的状况,认为它属于个人的“资本原始积累”,并影响了中国的社会心理(何清涟,1998;何清涟,张祥平,2000)。在这些颇有启迪的研究之外,叶敬忠、王德福、孙新华等人也分别围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和“土地流转”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叶敬忠,孟英华,2012;王德福,桂华,2011;孙新华,2013),指出了其中存在的与本文主题相关的驱逐或排斥的问题。但总起来看,由于研究时段和领域的客观限定,尚未涉足的问题多于已被关注的问题,而已有的分析也存在着需要商榷和强化的余地。

有鉴于此,以清场为主线,对二十多年来的征地—拆迁运动进行系统研究实属必要。虽然大清场仍在进行中[②],也许要到“完全实现”城市化和工业化才能结束,但是它本身(而非与英国相比)延续的时间已经足够漫长,规模已经过于庞大,许多特征和后果也已经浮现,也因此可以进行初步的清算。作为清算的第一步,本文带有破题和论纲的性质,它将围绕四个部分展开。

首先,结合宏观政策演变和一些代表性的研究,简要回顾大清场的历程及主要特征,并揭示推动其演变、塑造其特征的综合动力。其次,依据大量的官方统计资料(主要是国家统计局、国土资源部、建设部的相关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和一些官方背景人士披露的重要信息,对它的阶段性后果进行谨慎推算,包括截至2013年的圈占耕地面积,造成的失地农民数量,以及消失或消灭了的自然村的数量。第三,借助于大量的新闻报道资料(我所初步汇总的“分省区征地—拆迁问题典型案例”已接近1000个),对大清场运动的强制性和暴力状况进行描述,并解释其若干重要细节所蕴含的意义。最后,把它与英国的圈地运动进行比较,寻找两者的共同点和重要差异,以进一步显示它的独特性。

第二,圈地运动和农业革命。始于15世纪的英国圈地运动,是使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圈地运动中,许多农民丧失了自己的土地,失去了收入来源,在农村失去生存基础的农民不得不加入自由流动的人流。随着圈地运动中农村公用土地残余的消失、土地私有权的最终确立以及农业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建立,农业生产者和生产资料进一步分离[1]。这样,一大批农民变成为城市中第二、三产业劳动力的重要来源。

通知提出,新的财政补助水平和供养标准从2018年1月1日起执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资金要求按月发放,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和特困人员的供养资金要求按季度发放,在每季度首月10日内发放到位,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按月发放。第一季度的提标资金要在第二季度补发到位。

(3)突出权责一致,强化制度保障。按照“权责一致”原则,对街道赋“四权”。一是赋予街道党工委对区职能部门派出(驻)机构负责人的人事任免和考核建议权;二是赋予街道对区域内事关群众利益的重大决策和重大项目的建议权;三是赋予街道规划参与权,在制定涉及街道的建设规划和公共服务设施布局时应当征求街道意见;四是赋予街道综合管理权,对部门职责交叉、需多个部门协同解决的管理难点问题,由街道对区相关职能部门及其派出(驻)机构进行统筹协调、监督考核。

4.落实临时救助政策。全面开展“救急难”工作,将因意外事故、家庭成员重病等原因,致使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临时性、突发性困难的贫困户,按照“救急难”机制要求,简化救助程序,给予高效快捷的临时救助。对遭受特别重大困难,造成基本生活无法维持的农村低保户、贫困户,统筹利用临时救助、特困救助、慈善救助等帮扶方式,保障其基本生活。(责任单位:市民政局,各县政府)

打牢根基,注重固本培元。要从组织建设、教育培训、文化培育等方面入手,进一步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一是加强基层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建设。督促落实关于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和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若干规定,切实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二是选好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严格基层党员发展程序,把好村支书选拔任用关,村支书的任职应征求县纪委的廉政意见,由县委组织部备案认可。三是重视对基层干部的教育培训。把党性党风党纪相关专题教育延伸到基层,将解决基层干部侵犯群众利益、贪腐谋私等作为查找问题、整改落实的重点,纳入专题教育之中。大力宣传焦裕禄、杨善洲、谷文昌以及优秀农村基层干部的先进事迹,弘扬为民、务实、清廉的精神,筑牢基层干部的群众观念和宗旨意识,提高履职尽责的能力。四是培育积极健康的基层文化氛围。参照普法工作开展党纪政纪普及宣传,挖掘家训家风、村规民约、德治礼序等乡土传统文化精华,以优良的党风政风带动基层社风民风不断好转。(钟纪安)

据清远市委政法委专职副书记林为民介绍,清远农村综合改革以解决群众办事难为切入点,在县域建立覆盖全县的社会综合服务网络,健全县、镇、村三级社会综合服务平台,在县、镇建立社会综合服务中心,在行政村一级建立社会综合服务站,作为党和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为村民代办公共事务的服务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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