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生:圈地运动在英国

时间:2018-04-16 通曲资讯网 手机版
宏生 北京学者目前,一场新的“圈地运动”正在全国20多个省份上演:地方政府通过拆村并居,将农民的宅基地复垦,用增加的耕地换取城镇建设用地指标,以此获取高额土地收益,使土地财政得以维持。 说到“圈地运动”,人们最熟悉的莫过于经典理论中所说的“……
专题: 圈地运动对英国的影响 圈地运动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世界排名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 

宏生 北京学者

目前,一场新的“圈地运动”正在全国20多个省份上演:地方政府通过拆村并居,将农民的宅基地复垦,用增加的耕地换取城镇建设用地指标,以此获取高额土地收益,使土地财政得以维持。

说到“圈地运动”,人们最熟悉的莫过于经典理论中所说的“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羊吃人”运动。其实,在历史上不仅英国有过圈地运动,中国也有过。如蒙古人入主中原的时候,曾大量圈占农田作为牧场;满清入关后,也曾圈占土地给八旗兵将做庄园,《清史稿》中对圈地就有明确定义:“国初以民地予满洲将士,谓之‘圈地’。”蒙古人和满人的圈地,其血腥和残酷程度绝不亚于所谓的“羊吃人”。更何况,人们对于经典理论所描绘的英国历史上“羊吃人”的“圈地运动”还有不少误解之处。

对于历史的理解,实际上存在两种形态:一种是真实的历史,一种是观念化的历史。而对于英国历史上“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观念化的历史:经典理论给了人们一种观念,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其实是经典理论所传递的“观念”;而经典理论所表述的“观念”,其实也是从别处接受了观念,而不是基于对真实历史的深入理解。

圈地运动在英国历史上是一场历时数个世纪的社会运动,其中出现了两个高潮:15世纪后期到16世纪前期,和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前期。

发生在15世纪后期到16世纪前期英国的圈地运动,被称为“羊吃人”运动,其观念源自1516年出版的《乌托邦》一书。该书是出于道德激情的文学性质的作品,而不是理性、严谨的学术著作。该书是1515-1516年英国人托马斯·莫尔出使欧洲大陆期间利用闲暇时间撰成的,对圈地的实际情形并没有进行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而在当时英国曾经组织过圈地调查委员会,20世纪初的英国历史学者屈维廉(G .M. Trevelyan)等人根据保存下来的档案材料进行新的研究,发现事实与莫尔的指责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英国学者肯尼思·O .摩根(K ennethO . M organ)主编的《牛津英国通史》即认为说圈地运动“培养了一批榨取穷人血汗的贪婪的新资产阶级的看法是言过其实的”。

不过,《乌托邦》关于“羊吃人”的论断影响相当大。同时,在16世纪,英国受人口急剧增长和欧洲价格革命等社会、经济的影响,很多人生存状态恶化,导致社会上要求“去掉过分的致富欲望”、“消除和杜绝邪恶的、永无止境的贪婪之心”的思想有很多接受者,圈地运动受到各方反对,其中包括许多著名的新教神学家和牧师,他们谴责圈地者是“残暴的盗贼”、“窃取了穷人的生计与生命”。这些道德宣言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而当时出版的许多小册子、布道集和通俗文学作品等流传下来,又影响了后世人的观念。

圈地运动的另一个高潮发生在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前期。1760-1820年间,英国人口由650万骤增至1200万。人口暴涨造成粮食需求大增,再加上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势力席卷欧洲,英法爆发战争,英国进口粮食受阻,因此必须发展本国的农业,以向高速增长的人口提供足够的粮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英国发生了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其结果,是谷物产量从1760年的4万多吨增加到1820年的7万吨。而粮食产量的快速增长,主要是由于圈地后对土地投入的增加、有效农耕方法的推广等因素造成的。

这一时期,英国的圈地运动是通过议会立法实现的。其过程,首先是要向议会提出请愿书,请求议会通过圈地法令。申请在一个地区圈地,需要召集某地全体土地所有者开会,就是否同意圈地进行表决,需要拥有圈占土地面积4/5以上的人士同意。请愿书签名后,提交议会讨论。议会通过圈地法令后,通常由教区的领主、牧师和少数享有大量土地共有权的人来组织一个3-7人的圈地委员会,负责具体实施。从1730年代到1830年代,110年间议会总共通过了4044个圈地法令,其中以1800年代到1810年代最多,20年间通过的圈地法令为1659个,从中可以明显看出,这是与法国大革命、英法战争导致英国粮食进口受阻相关联的。

英国历史上的圈地运动,有复杂的经济、社会背景,其实际情况与经典著作传达的观念有很大的差距,很难简单地谴责其为罪恶,但这不是说英国的圈地运动没有可指摘之处。比如,美国学者戴维·罗伯兹就曾指出:“圈地运动,一方面是供应1200万英国人粮食所不可少的;另一方面,像许多经济跃进所常产生的情形一样,也带来了经济和社会的不公平。然而,许多不公平的现象,并非完全不可避免。当时,先进的农业专家们都力主在圈地时代划出小牧场和小圈地,这是明智而可行的,而国会却不理会。”

此外,暴力圈地、侵害农村底层权利的现象也都存在,这些都是应该加以谴责的。在这个意义上,包括托马斯·莫尔和一些新教神学家在内的许多人士对圈地运动中不义行为的道德谴责是有其积极作用的,后人对于他们希望社会公平的道德激情应该给予理解和尊重,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圈地运动可能造成的更大的社会罪恶,有助于使英国的土地制度变革朝着平稳和人道的方向发展”。对公平、公正的要求永远不会过时,对弱者的关怀也永远都应该得到提倡。

圈地运动对英国农村的现代化具有重大的影响。英国政府对待圈地的政策,在18世纪以前持反对态度,进入18世纪后才变为支持。18世纪以前限制圈地运动的法令得不到执行,是因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推动了圈地;18世纪以后圈地得到政府的支持,也是因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意味着,促使英国圈地运动的力量来自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自身规律,而不是政府强迫指令下的行为,政府也没有为了自身的财政需要而去剥夺底层民众的权利。

判断一项政策是否合理,关键之点有二:一看是否符合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二看是否符合社会公正的原则。政府作为提供公共服务的组织,不能为了自身利益而去干违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事,更不能带头破坏社会公正。中国目前的新圈地运动,强制推行拆村并居,未必符合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将置换农民宅基地的土地收益完全占为己有,更有违公正原则。因此,这项政策如果全面推行,很有可能会给中国社会的良序发展留下莫大隐患,应该尽早纠正。

第一次圈地运动:发起者是农民自己史学界历来关注英国圈地运动对农民的影响问题,但至今他们的观点仍存在着分歧。传统观点认为,英国圈地运动剥夺了农民的土地,迫使农民丧失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并最终导致了自耕农的消亡。早期的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就认为,小农衰落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但自1760年议会圈地运动开始以后,这一进程大大加快。到19世纪初,小农作为一个阶层已经消失了[1]。英国史学家哈蒙德夫妇也认为,圈地实际上是一个剥夺小农土地和财富,践踏其合法权利的骗局[2]。国内学者蒋孟引也认为英国的农民与生产资料相脱离的过程是与圈地运动相联系的[3]。但是近些年,随着对英国圈地运动研究的深入,有人提出,圈地运动对农民的影响应该分阶段性、地区性和层次性。如沈玉认为,圈地运动早晚两个时期对农民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2],也并不是像传统观点认为的那样圈地运动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劳动力来源[4]。丰华琴也认为,圈地并非对英格兰各郡自耕农的解体都起决定性的作用,同时圈地运动也绝不是促使自耕农破产贫困的唯一因素[5]。笔者在对英国圈地运动对农民造成的影响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具体的了解之后,认为圈地运动在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对农民带来的影响是不同的,本文就18-19世纪中期这一阶段进行探讨。虽然圈地运动给农民带来灾难毋庸置疑的,但事实上,在圈地运动发生后,农民不论是从他们的生活状况、生活与工作条件,还是从政府给予他们的优惠政策等方面来看,圈地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机遇与挑战。

18-19世纪中期的圈地运动高潮,由于同时有工业革命迅速发展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所以给农民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与挑战。农民拥有更多的选择与发展机会,不论是留在农村、流入城市,还是移民海外,他们的发展前景是美好的。所以,从一个长远的发展角度看,圈地运动给农民带来了更多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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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进入18世纪之后的“第二次圈地运动”,其动机、形态和发起者就大不相同了。首先,这次的圈地运动是有国会作为后盾进行大力支持的。圈地运动所带来的巨大利益,无疑使得越来越具有资本主义面貌的英国领主、贵族和有产者们大为垂涎。这一时期的土地运作大体由议会进行确权和推动。一开始,第二次圈地运动一般通过私法程序展开,期间大部分的圈地行为更为符合大地主的意愿,而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近期东莞多地集中上演的车商圈地现象,对传统汽车城和一些汽车销售相对集中的地区将构成新一轮冲击。寮步汽车城是东莞目前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汽车产业综合性项目,年销售额一直保持不错。对于新一批汽车城的崛起可能会对老牌汽车城内经销商造成的影响,寮步城内大部分经销商都持乐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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